治疗室在西奈医院的地下室,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要到那里去,像走入地狱一样,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,感觉像被铁链串着的一群犯人。我看起来还算镇定,他们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位,我站在那里试图安慰那些和我一起等候但看来吓坏了的人,就在此刻,医院员工走进来,从我们中间挤过去,走到他们的置物柜去。我要是但丁,一定能把这种景况描写得很好。我想要做治疗,但这间屋子和这些人——让我觉得好像置身于曼哲鲁(德国纳粹党医师,拿人体做实验——译者注)的实验室里。如果要做这种事,好歹到光线充足色彩明亮的八楼吧!我现在完全无法忍受。”
“我还是很为我失去的记忆惋惜,”他说:“我以前有一些很特别的图像式记忆,现在都没有了。走出那房间,我想不起置物柜密码,也想不起说过什么。”其实做完治疗后,一开始他根本无法做整理档案的义工,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他搬到圣塔菲和朋友在一起,待了六个月又独自回到纽约。“也许我的记忆力正在渐渐衰退,”他说:“这倒是能帮助我对那些低潮感到麻木,很容易就忘记了,就像忘了其他事情一样。”康复是一步一步来的——“康复需要很大的决心,然而你却无法掌控。你无法知道它何时会发生,就像你无法预测人什么时候会死一样。”
后来比尔每个星期都和一位教友上犹太教教堂:“信仰对我有很大帮助。无论如何它可以帮我缓解压力,”他说:“我一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,并总是被宗教方面的事物吸引。在那次严重忧郁之后,我感到如果信仰够坚定,世界上的事情都会有挽回的余地。我跌得如此之深,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,就只能相信上帝。对于自己走向宗教,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,然而那是明智的。因为不管一个星期过得有多糟,星期五的安慰总是会来。”
“不过,真正拯救我的还是百忧解,这种药1988年上市,真像我的及时雨一般。简直是个奇迹。我顿时觉得,这么多年来脑中那个愈来愈大的裂缝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。如果你在1987年时告诉我,一年之后我就能搭飞机,和官员、参议员一起共事,我恐怕只会苦笑。我那时连马路都过不了。”比尔现在服用的是速悦和锂盐。“那时生活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。他九十岁时过世,当他去世的时候,我几乎是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。我伤心、哭泣,但是能够正常行事:在家中扮演儿子的角色、和律师谈话、撰写悼词。我做得比我预期的好多了。”
“但我还是注意到,我那时总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向我索取点什么。而我能给的就这么多,那使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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