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不说，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，加征三饷，尤其是辽饷，贯穿三朝，成了惯例。

　　而辽饷有多少？最多时不过九厘。

　　一两等于十钱，一钱等于十分，一分等于十厘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一两白银等于一千厘。

　　明朝涉及最大的辽饷，其实不过是每亩多加了九文钱罢了，换成粮食不过数斤。

　　但要知道，张居正时期的一条鞭法，早已将所有的赋役完全合并在一起，全国农夫也就只有一种税。

　　而辽饷的征派，是朝廷自己打自己脸，失信于民，自然而然一开始就歪了。

　　征税而不反腐，则让加派沦为贪官所用，百姓被鱼肉，再加上天灾人祸，造反也就不希奇了。

　　幕府时代则塑定了新规，土地的上中下之分，不再是按地亩来划土地的肥劣，而是按照省来划定。

　　迁都北京后，户部塑造新规，将天下省份定为三等。

　　一等每亩纳钱三分，二等两分，三等一分。

　　第三等每亩只纳十文钱。

　　以湖广二省、江南三省、广东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四川等十一省为腹心省份，平原较多，故为第一等，纳银三分（三十文）。

　　二等为中等之地，如福建、山西、陕西、顺天府寥寥数地，纳银两分。

　　而第三等为贫瘠之省，则是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、绥远五省，朝廷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自给自足。

　　纳银一分，十文钱，看上去也是个大负担。

　　相较于洪武时期的三十税一，已经算是数倍了。

　　虽然说不计土地肥瘦，只按照接身份来征税，有些太冷血，但考虑到此时的行政效率，程序越复杂，越容易给人钻空子。

　　傻瓜式的方法最合适不过。

　　除了税率外，与前朝最大不同在于，绍武朝廷彻底甩开了祖制。

　　没有了祖制的包袱，就能甩开膀子对于所有土地进行征税。

　　没错，朱元璋心疼百姓赋税重，所以规定全国赋税额度不变，每年只征三千万左右。

　　例如，某府规定赋税一百万石，当时有十万人承担，而过了两百多年后，人口土地增加数倍，赋税平摊下反而更低了。

　　而这就形成了财政危机，时境过迁，面对的状况不同，开支自然就不同。

　　而如今，在幕府然后行使在江南，再扩充到北方后，朝廷不再管什么祖制，对于所有的土地进行征税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就和历史上的满清一样，赋税大增。

　　保守估计，如果南北同时缴税，朝廷光是田赋，就能征收三千万块银圆。

　　加上商税，突破四千万只是等闲。

　　这还是免除三饷的结果。

　　“丁赋合一后，又修养生息了三载，即使亩征三分，百姓也能承受住。”

　　赵舒轻声说出了一个不怎么合乎规矩的话，但却是实情。

　　“只消整顿官场，这等赋税，便不足为患。”

　　“朝廷正在征战，不宜出乱，过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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