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、影响力相对局限的勋贵家族，后面再培植庶族寒门将领，当然这注定是个漫长的水磨工夫的事情，急躁不得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对军政令系统做“小手术”式调整之后，刘文济又下诏重新设立枢密直学士一职，以内阁学士、知制诰曹利用充任，重置的理由则是他不通军务，但军国大事，不能不熟悉，因以此职作为皇帝与枢密院之间联系的桥梁，加强沟通

　　一系列幅度不大，但显著加强皇帝权威动作下来，包括文官系统内一些眼光毒辣的人，都察觉到今上那颗并不端拱的心，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刻的，毫无疑问乃是军队体系，尤其是军功老贵家族。

　　不过，军队里的实权派们，却并没有就此表示些什么。帝国军制，给了他们近乎超然的地位与待遇，同样对所有人也都有一套摆在台面上的限制，台下怎么做是一回事，但谁敢在台面上搞形成规则共识的事情，则将面对来自上下的挤压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刘文济的系列操作，也都在既定规则之内，并没有动摇勋贵们对军队的主导地位。总不能期待每个皇帝都如康宗一样吧，而由平康时代走向端拱时代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，所有人都得慢慢接受，并且，是臣子去适应皇帝，这是由强势皇权决定的。

　　端拱三年春，许昌王、中书令刘曜上奏，安南王刘文涣薨于交趾。

　　刘曜，世祖皇帝幼子，母周宜妃，生于开宝十九年，初封韩公，康宗继位后晋爵许昌郡王。前者，以刘继昌落马遭贬，依常例选宗室入政事堂。

　　皇帝刘文济二请赵王刘昉出山，仍为其所拒，又邀掌管宗正的燕王刘昭，不出意外，刘昭也选择婉拒。二王悉拒，不得已之下，刘文济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人了。

　　世祖诸子，除了赵、燕两大亲王之外，在京的只剩蜀王刘晅以及许昌王刘曜了，最终，在一番考察之后，刘文济敲定以许昌王刘曜入政事堂，拜中书令，同时监管理藩院，除了平衡朝局之外，主要搞外交，尤其是与四方封国、藩属之间的交往联系。

　　“安东事件”仍未调查清楚，但不论真假如何，都给了刘文济一个警醒。随着这一年加强对各藩国的关注，获取众多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情报之后，刘文济也意识到，血脉相连的帝国与诸封国交流频繁，但正在往正常的“国与国”之间的关系发展。

　　这种趋势，作为中央帝国的皇帝，刘文济心中很膈应，那是一种事务脱离掌控的不适感，但是面对这种趋势，他又不得不冷静下来，审慎分析，理性对待。

　　封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，但域外封国，却仍是一个新鲜事物，也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相处，若囿于旧眼光、老故事，必然会出问题。

　　安东国状况不断，就是一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与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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