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敬轩这个题目可谓刁钻至极,他觉得,以司马滔的作派理解不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,所以出这么个题目刁难司马滔。
包拯治理宋都,以执法严峻闻名至今,皇亲国戚违法,惩治概莫能外。而欧阳修接替包拯治理宋都,霎时间放宽,虽被皇亲国戚高兴,但直接导致那些钻营之徒充满开封,最终充斥朝堂,后世宋天子的德望急转直下。
包拯在开封府的时候,被百姓送他一句话,“关节不到,有阎罗包老”。清代的开封知府在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,一座写着“包严”,一座写着“欧宽”。
清代开封知府刘书元于东辕门外建“包欧二贤祠”,留下一句“严而思包严之道,宽而思欧宽之由”。
后代文人无不以欧阳修为文宗,就算包拯就任开封府也是欧阳修举荐的。
因文人的偏好,包拯的大量史实留存很少,现在我们看到的《包拯传》,只是他人生历程中众多事件的九牛一毛。当今文人以史书为准,再次攻击包拯,胡说包拯许多断案传奇都是穿凿附会的。
的确如此,包拯留下来的故事,相比欧阳修留下来的故事,可以说少得可怜,为什么会这样?
文人围绕自己的观点,摈弃那些跟自己观点无关的史实,代代相传,使得我们看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全部。
文人的这个本事肇始于孔丘删书,到《资治通鉴》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,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取舍历史,表面看这本书价值很高,事实上他给后世树立了删书删史的榜样,乃至于形成了风气。还美其名曰:“历史是成功者的墓志铭”。
文人们自己设定一个观点,先入为主,然后取舍史料,采撷历史、摘编改写,粉饰龌龊,弘扬谬论,继而编成大书,骗人骗鬼。历史的真相、社会的纷繁复杂,一律变成了一个腔调,一边倒的样子。
到了近现代,这种作法再一次登峰造极,乃至于被他们西化了的中国史纲,成为了中国正统,司《史记》乃至二十四史被无端怀疑,甚至于推翻在地,成了破烂。
可见,作为武夫的赵敬轩给出的这个题目,是现代号称国学大师的人,绝对讲不好的一堂课。他们灵魂里的东西,压根不配来讲这一堂课,就算硬着头皮来讲,也讲不清楚头绪,只能就事论事,毫无意义。
那么,赵敬轩作为武将的代表,对于包拯和欧阳修是怎么看待的呢?纵观整个历史长河,凡武将,无论是治军还是治警,务必严整、严明。宽简、宽仁,必然会纪律松弛、法度废弛,只能朝着失败的方向大踏步前进。
但宽严适度是必须的,正如他给尤施纲汇报的,八小时以内,谁犯禁严惩不贷,八小时外是兄弟姐妹。
当然,欧阳修在开封府之所以宽简从政,是因为前任包拯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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