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是真的可以虐待和杀死女婴的。”
“这并不奇怪,”似乎是感觉到了珍妮的顾虑,切萨雷以学术的口吻评论道,“一样是资源有限情况下的应激反应,人们经常高估了社会的道德性,但实际上,纵观人类历史,你会发现道德和人性、秩序实际上都是一种奢侈品。尤其在13亿的基数下,当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,极端事件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。”
“是的,就像是在民众可以自由持枪的美国,和枪支有关的极端案件几乎也是一种必然一样。”珍妮说,她对切萨雷的语气感到轻微的不悦――不过她也知道这是她矫情了,估计如果切萨雷对于中国的蒙昧和落后表现得不可置信,她也会有辩驳的冲动,但现在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原因了,她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不舒服,“但这不能让枪击案的受害人更好受一些,不是吗?对这女孩来说,全国有多少人和她处境相似,甚至更悲惨,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意义,因为这无法改变她在一个非常不友好的环境里长大的事实。她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――就像是你说的,其实你的父母对你没有主观恶意,他们只是不在乎,但她……但那女孩的父母则不同,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孩子怀抱恶意,因为她夺走了他们拥有儿子的机会。”
越是忙碌的人当然越容易忘事,尤其是对珍妮这样忙得疯狂的人来说,甚至仅仅是2001年她刚刚穿越过来时的生活――她在表演《芝加哥》舞台剧时的生活,都渐渐已经有些模糊,但随着话题的渐渐深入,更多似乎早已被遗忘的画面重新出现在了眼前,珍妮再次深吸了一口气,努力地抑制着声音里的哽塞,“更糟的一点是,这女孩的父母是公职人员,她生活在城镇而不是农村――不像是你,她没有和同类生活在一起,她不是生活在一个女孩天生低人一等的地方:没有继承权、没有宅基地,当然也没有任何男性村民能享受的权益,如果她生活在农村,她不会有这么深的不幸感,因为所有女孩,几乎所有姐姐都要为弟弟让道,而且根据当时的政策,农村居民可以生两个孩子,所以她的父母也应该不会把憎恨全集中在她身上,毕竟他们还有一次机会。但她偏偏生活在城市,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: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受过教育,他们对男孩还是女孩并不是那么的执着,如果可以选,也许也会要男孩,但既然只能生一个女孩,那女孩当然也是他们的掌上明珠。”
“我猜想那女孩肯定承受了一些精神虐待。”切萨雷说,他的语气有些沉重,过了一会,他又加上了一句,“如果没有生理虐待的话。”
“如果你承受的忽视是一种精神虐待的话,”珍妮说,“那么她承受的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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