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假若他断然拒绝,从原则上来讲,总是有危险的。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,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。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。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。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,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。
他说愿意自己来写,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,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。就在第二天,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,估计(正确地)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(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),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,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。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,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。道理很简单,没有人会信以为真。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,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。
在托马斯的国家里,医生是国家的雇员,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。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,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,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。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,但他突然感到,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。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。于是,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。
前几年,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,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,默默对自己说:“非如此不可。”一过边境,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。后来,他躺在特丽莎身边,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(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),把他引向了她,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。
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“非如此不可”太少吗?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?以我之见,有一种必然他并不缺乏,但这不是他的爱情,是他的职业。他从事医学不是出自巧合,也不是出于算计,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。
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,而分类中最可靠的标准,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。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一样的,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——无论她们在巴黎、布拉格,甚至天涯海角。当演员的人,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。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,却比天资要深刻。没有这种基本的愿望,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。同样,一个当医生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。这种基本的愿望(不是天资与技巧),使得他从医学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,而且能坚持在那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。
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线,人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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