廷需要的经典注释,有益于朝廷。
“臣认为五经正义历时三十余年,如今既然已校定完毕,那就应当立即刊印颁行天下。而且臣还建议,可将此五经正义列为标准,规定以后科举考试经典部分亦必须按此答卷。”
李治觉得说的很有道理。
“可再刊印五经正义一万套。”
大唐奉行的是儒家九经,比起汉家的五经要多出几本经典来,不过五经也是基础。
这套书可是好不容易完成的,从贞观初到现在,好不容易编完,并校定完。
按正常情况,这套书完成后,会由秘书省著作局抄写几套,分藏于朝廷的几大馆阁之中。
但是现在既然有了印刷术,当然可以刊印发行了。
儒家的这五本经典,成书年代早,文字晦涩难懂,记事又简略不祥,因此后人学习起来有很多困难,于是后来学者大儒们流行为经书作传、注,可一部经书又往往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、注,后人更不知道该听哪个的。
大唐编的这套五经正义,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,摒弃其余杂说,对前代的繁杂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,又因为前代的注本,也有难解之处,于是还要对传、注,又加以疏通解释。
这其实是一套工具书,专门用来解读学习五经的工具书。
这套书,包括《周易正义》14卷,《尚书正义》20卷、《毛诗正义》40卷、《礼记正义》70卷、《春秋左传正义》36卷。
总共一百八十卷,可谓巨编。
特别是不但有孔颍达等大唐名儒,还有如于志宁、长孙无忌等许多重臣参与增损。
“好,五经正义交于印刷局刊印,然后发行天下,以后凡士人应明经科,均须诵习儒经,义理全据五经正义所说,否则就视为异端邪说。”李治拍板。
朝廷科举几十科,但以明经为主,九经和五经正义为考试必用书,那么这套书的思想理论对唐人将会有巨大的影响。
李逍也是知道些这些儒经的哲学思想的,比如周易正义里宣扬的是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,而礼记正义这本书,宣扬的则是儒家重礼的观念,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。
这就是统一思想。
汉以来,朝廷信奉儒学,以儒治世。儒家经典是儒家的根基,而经学又是儒学的表现形态,通过注解经书,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知识群体的理想、追求、思想旨趣和价值观念。
可以说,统一儒家经典注义,其实就是在统一天下人的普世价值观,通过支持宣传那些对朝廷有利的价值观思想,进而达到更牢固的统治。
而从另一方面来讲,李世民当初搞这套巨编,其实也是把被士族垄断在手里的学术权,收归到朝廷的手里。
朝廷一套五经正义编成刊行,那么这五经的解释权就不再是在那各个士族之手,而是在朝廷之手了。
“要人给人,要钱给钱,要地给地,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成效。”
“一万套九经,朕所欲也,一万套五经正义,亦朕所欲也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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